曾经每斤零售价突破300元的“葡萄贵族”阳光玫瑰，如今部分产区地头收购价跌至每斤1~2元区间；曾经依赖进口、售价高昂的西梅，随着国内种植规模快速扩大，价格从2023年每斤40元左右降至如今20元以下。近年来，不少农产品都经历了价格跳水。价贱伤农、增产不增收反复上演，成为制约我国农业效益提升、农民稳定增收的突出痛点。
这一现象背后，是我国部分农产品供需格局在发生根本性转变——从供不应求转向供过于求。以水果为例，2024年我国总产量达3.35亿吨，人均占有量232公斤，远高于人均鲜瓜果消费量61.6公斤，水果产量过剩特征明显。在这一转型过程中，农业产业发展的深层问题逐步凸显：一是农业科技进步持续提升单产水平，农产品供给从总量不足转向结构性过剩，同质化产品集中上市极易引发价格踩踏。二是地方产业发展缺乏统筹规划，存在“赚快钱”心态，某种农产品赚钱“一哄而上”、赔钱时“一哄而散”成为普遍现象，未能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打造特色产业，最终陷入总量过剩、低价竞争的困局。以阳光玫瑰为例，栽培面积从2013年的2万亩快速扩张到2025年的150万亩，10年增长70倍。三是农产品品牌监管不严，部分产区和经营主体为抢市场提前“采青”，地理标志等公共品牌使用不规范，假冒伪劣产品冲击市场，消费者难以区分优劣，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突出。
农业文化遗产作为我国农耕文明的精华，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化、特色的品种资源、生态的种植智慧和独特的加工工艺，是破解当前农业发展困境、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资源。截至2026年10月17日，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至25项，数量保持世界首位；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达276项，覆盖31个省（区、市）300多个县域。“十五五”规划指出，我国农业发展坚持产量产能、生产生态、增产增收一起抓，统筹发展科技农业、绿色农业、质量农业、品牌农业，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。农业文化遗产品牌应当发挥资源优势和示范作用，引领“十五五”农业高质量发展，重点可从五个方面发力：
首先是深挖历史根脉，打造区域公用品牌，塑造品牌独特性。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”，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在于其与特定产地自然地理、历史人文的深度绑定，具有天然的稀缺性和不可复制性。要系统考证遗产地的农耕历史渊源，强化“产地即原产地、品种即原生种”的公众认知，打造具有地域辨识度的区域公用品牌。如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，紧紧围绕“小米起源地”这一独特历史根脉，以“敖汉小米，熬出中国味”为宣传语，将“敖汉小米”打造成为响彻中国走向全球的区域公用品牌。
其次是挖掘文化内涵，凝练文化基因，构建农遗品牌矩阵。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生产系统，更是承载着民俗记忆、传统技艺、民间艺术的文化系统。深入挖掘遗产背后的文化元素，将文化价值转化为产品附加值，开发覆盖初级农产品、精深加工品、文创衍生品的多层次品牌矩阵。如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荻港村，深挖桑基鱼塘系统的古法养殖、非遗美食、鱼桑研学结合，开发了40多门研学课程，年接待游客超70万人次，旅游收入破1.4亿元。
再次是传承生态智慧，建立生产标准体系，打造农遗良品品牌。传统农耕文明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，如甘肃省皋兰县什川古梨园的“掸花震虫、烟汁杀虫”绿色植保技术、浙江省青田县的“稻鱼共生”循环养殖模式，都是现代绿色农业的重要思想源头。要系统梳理传统生态种植技术，结合现代农业科技制定农业文化遗产专用生产标准，推行标准化生产，统一使用“农遗良品”公用品牌标识，让传统生态智慧赋能现代农产品品质提升。
接着是开展品质评价，严格管控产量规模，平衡市场供求关系。优质优价的前提是品质稳定、供需均衡。要针对农业文化遗产产品建立科学的品质评价体系，明确风味、关键营养成分等核心指标，划定合理的种植规模和亩产上限，从生产端控制总量、提升品质。湖南澧县针对葡萄产业出台“品质提升十条”，明确阳光玫瑰亩产上限2500公斤、果实糖度达到17度以上，有效遏制了盲目增产、品质下滑的势头，为农遗产品品质管控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路径。
最后是强化身份认证，建立全程追溯体系，防范假冒侵权。农业文化遗产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独特的产地环境、特色品种、文化基因和生产方式。要依托数字化手段建立全链条追溯体系，对产品的产地环境、种植过程、加工流通、关键指标等信息进行全程记录，实现“一物一码”可查询、可追溯。福鼎白茶已经建成了覆盖全产业链的大数据溯源平台，“从茶园到茶杯”的全程可追溯，每一份产品都有唯一的“数字身份证”，有效维护了品牌声誉和市场秩序。
（作者：张永勋，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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